看過電視劇《大宅門》的觀眾都還記得有這樣一個鏡頭，白景琦落魄濟南府時，在當舖裏當皮袍時的情景：只見當舖裏的夥計拿起嶄新的皮衣，高唱到：“光板無毛、鼠蛀蟲咬……毛夭一件”。其實，當舖一業，在舊社會與平民百姓有很大的關係，二十世紀30年代的北京，全城就有當舖4、5百家之多。
當舖的由來，據說是一個囚犯發明的，所以當舖的欄杆和門柵，就象監獄一樣。說是某個朝代有個姓王的罪犯，被刑部科判為終身監禁，由於坐牢的時間長，熬成了個小牢頭，可以管轄很多犯人，王就在監獄中勒索銀錢，買賣食品百貨，又讓坐牢的囚犯賭博，輸錢的就買他的物資抵欠，時間一長，這個姓王的就積蓄下一筆不小的錢，遇到赦免出獄後，就開了個“小押當”，門前用大字寫上“指物借錢，無論何物均可抵押，物值十而押五，從扣利息，幾個月為期，期滿不贖，即變賣折本”，最後生意發達，並逐漸擴大蔓延開來。
據考證，清朝光緒年間，舊北京的當舖不過二十家左右，還必須要有官發的“當帖”，每年按期納稅，才能正常開張營業。所以那時的當舖，帶有點半官半民的性質，鋪中的夥計，也是個個神氣十足，不象其他行業的夥友那樣滿面和氣。並時常借仗官勢欺壓平民百姓，以致于與一般平民結下了冤仇，每遇事變發生時，就有人集夥搶砸當舖。
當票的式樣，都是用專用的皮紙製成，上面印著藍色的模糊字跡。當舖在填發當票時，所寫之字，也是用一種專門草字寫成，局外人很難認識。凡是初入當舖的學徒，必須首先要練習寫好這種怪字。對所當物品，故意降低原物的成色，如新衣必寫“油舊破孔”或“油舊破補”；皮衣必寫為“光板無毛”、“缺襟短袖”；呢絨衣服必寫為“呢布大襖”；無論金銀手錶，必寫為“銅馬錶”；玉器必寫為“假石”，硬木梨檀必寫為“柴木”。且所寫之字，皆僅寫一半，如衫，只寫為“ ”，襖為“夭”，棉為“帛”，皮袍為“毛夭”，凡此種伎倆，都是為了欺詐前來典當的人。
當舖中對內部人的稱呼，也與其他行業不同。經理人不稱鋪長，而稱“當家的”，在當家的以下的，稱為“頭櫃”、“二櫃”、“包袱褡”、“管庫”的等。
舊社會當舖內收當的規矩，仍是用銀兩計算，所謂拐零抹底，原物能當一元的，只定五錢、六錢，以至六錢五，能寫八錢的，也不寫成元。當時每一兩銀子折合銅元五百枚，贖時則需合五百二十枚，押當者因急於用款，也顧不得計較，只得任其折算宰割。還有更心貪狠毒的，在折算銅元時，當進時為九八折，贖出時則要收滿錢，每月利息三分，朝當夕贖，也要扣息一月，當月過了五天，則加息一個月，二十四個月為一滿，到時候還不能贖出，即被當舖變賣，有包袱的，連包袱也為當舖所有了。
當舖中多用徽話交談，如數字“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”，當舖的夥計們則稱呼為“搖、按、瘦、掃、尾、料、敲、奔、角、杓”，如一吊錢，就稱稱“搖的齊”，對人，則稱之為“饒”，姑娘稱為“官妞兒”，老太太稱“勒特特”，東西稱為“端修”，什麼東西就叫“楊木端修”。如有某個年齡大的婦人去當東西，經過甲夥計看過了，講定一元，老婦人要求多計，結果交易不成，老婦人又換另一人拿著這件東西再去當時，這件東西已被甲夥計做有記號，甲當即以徽語告訴乙夥計：“照個勒特特的端修搖款齊”，乙就明白了“這個老太太的東西一吊錢”，於是只寫六錢，最多仍是一元，決難再加分文。
典當行業的營業時間以秋冬兩季為最佳，其行業中有“春添本，秋回利”之說，這是因為股東都是春季入本，到秋冬兩季就能得利，這是因為春夏當皮棉，其當本就高，秋冬當單夾，其當本就少。故老北京俗諺有“皮頂棉，倒找錢，棉頂夾，倒找嘎，夾項單，倒拐彎，單頂棉，須加錢，棉頂皮，乾著急”，這是當舖常年經營的口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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